“外卖骑手正困于系统里”。这是数字平台在发展过程中引发的社会问题之一，并不仅限于中国。
2018年11月，波尔多大学劳工和社会保障法比较研究中心在欧洲举办了一场研讨会，采用比较法律方法，分析了10个工业化国家平台工作者状况，让我们足不出户地了解其他国家发生的这种演变。这同样是一幅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转变的悲观景象，学者将其描述为“极低的薪资水平、雇主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法律身份的混乱、无法享受社会权利、禁止获得社会保障以及基于算法的管理导致工作高强度化和无保障的健康与安全风险”。
经济平台化的演变是有争议的辩论主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经济平台化确实带来了社会权利的风险，因为这些新形态的公司抛弃了社会权利；但也有让人振奋的发现，那就是各国普遍存在一个共同趋势，即各国的政府部门、司法部门、社会组织正在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改变这种社会渎职现象。
各国在实践中是如何保护这些困于算法系统里的外卖骑手的？我们选取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四个国家的做法，看看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帮助骑手摆脱算法控制。
无畏的立法者：法国的案例
法国对外卖骑手的保护特色在于立法者的行动非常迅速，并成为世界上首个针对平台劳动用工出台法律的国家。2016年8月8日法国公共当局出台了《埃尔霍姆里法案》（El Khomri Act），虽然司法部门也表示对于平台经济的研究还未形成稳定结论。但尽管如此，这些适用于平台工作者的法律条文为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带来了全新的变化，对保护外卖骑手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8年11月28日，法国最高法院社会法庭作出了一项判决，这也是法国高等法院首次就平台工作者事宜作出判决。该判决参考了法国劳动法L.8221-6 II条款。法国最高法院对雇佣关系分类作出的这项裁决遵从了传统。法官指出了两个主要事实：第一，劳动关系的存在既不取决于各方表达出来的意愿，也不取决于所达成协议的名称，这是由劳动法的公共属性所决定的；第二，所从事工作的实际状况优先于其他任何因素。初审法官采纳了上述意见。当初审法官裁决的法律后果尚未显现时，只有最高法院法官能推翻他们的判决。如果实际工作情况表明该项工作系在雇主的权威之下执行，雇主有权命令和指导劳动者，也能监督工作的执行情况，并在必要时处罚其错误行为，则应认为他们之间存在从属性雇佣关系。此时，将协议性质重新认定为雇佣合同就是合理的。此处案例中，应用软件内包含了一套地理位置系统，让公司能够在网上追踪配送员并记录配送员的行驶距离；此外，Take Eat Easy公司还掌握着处罚配送员的权力。这份由法国最高法院于2018年作出的判决有望对平台工作者们提交的数起未决案件产生巨大影响。
积极作为的地方政府：意大利的案例
意大利的平台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并引发了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由于目前政坛动荡，意大利尚未出台全国范围内规范平台工作者的法律框架。意大利在保护外卖骑手权益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地方政府非常积极，并提出了数个立法提案，以确保外卖骑手能够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利。
2019年3月20日，拉齐奥大区通过了一项专门法律。虽然大区一级没有在这一领域立法的职权，但拉齐奥大区的法律还是为“数字劳动者”引入了若干项权利。不论劳动关系是什么类型、持续多长时间，只要劳动者向平台提供了劳动，而平台又通过应用软件组织劳动者供应劳务，同时决定劳务价格和工作条件，那么这些劳动者就属于“数字劳动者”（第2条）。这部法律规定，在拉齐奥大区经营的平台企业要为劳动者提供卫生和安全培训以及相应装备，以保护其不受工伤事故的伤害（第3条）。另外，平台还要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生育险和第三方责任险（第4条）。该法律禁止按件计酬，要求平台遵守由最具代表性的工会签署的全国性集体协议所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且应支付可用性津贴（第5条）。数字劳动者对工作条件有知情权（第6条），还应知晓算法和评价系统的运作情况（第7条）。这部法律还引入了注册机制，平台企业注册后可领取“公平商业”标签。
2018年6月，皮耶蒙特大区提出了一项立法提案。该提案对《迪马约提案》做了改进，包括确保劳动者对工作条件的知情权、保障公平薪资、禁止按件计酬、保障工会就算法问题展开谈判的权利和劳动者下线的权利、对工作时间作出规定、禁止歧视以及与数据保护相关的规定。另外，该提案对意大利《民法》第2094条中雇佣合同的概念做了拓展，规定劳动者只要通过应用软件或其他程序接收订单，就可以被视作雇员。
创新的工人组织：西班牙的案例
西班牙电子商务非常普及，在西班牙运营的平台数量也较多，许多平台经济的行业巨头都在西班牙。目前，约70万名西班牙工人主要从事平台工作，使该国成为欧洲平台工作人数排名第二的国家。目前，西班牙巴伦西亚最引人关注的平台争议案件涉及到为户户送工作的外卖骑手。起初，他们都被普遍聘用为自雇者，后来被聘为经济依赖型自雇者。尽管受到来自工人、行政部门和法院的压力，该平台仍坚持反对将他们视为雇员。该公司的许多骑手决定组织起来，创立了RidersXDerechos平台，起诉公司，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户户送中断了程序连接，拒绝甚至“解雇”了最活跃的领导者（声称完全是因为技术原因）。随后，RidersXDerechos发起了其他行动，如公众宣传活动、在社交网络上发帖、向劳工与社会保障监察局投诉，支持被解雇员工对公司提起诉讼。他们从一个规模小但很活跃的巴伦西亚少数派工会那里得到了战略及法律援助。事态发展到最后，起初并没有参与的主要工会也加入进来，并开始积极介入。RidersXDerechos并不是作为工会而是作为骑手“平台”而建立的，这种创新的组织方式成为保护骑手权益的重要方式。
独特的第三方组织：比利时的案例
在比利时，平台经济还主要停留在媒体、政界和学界的讨论层面。媒体讨论的主题是“经济与劳动的平台化”，政界讨论的内容是要采取何种措施来支持这一新经济形式的发展，学界则主要由劳动法专家对平台经济展开分析研究。在关于如何保护平台工作者的辩论中，人们常常提及比利时的一大特色，那就是SMart（Société Mutuelle des Artistes，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这是一个具有合作社性质的组织，该组织致力于为自雇者提供保护，越来越多的平台工作者正进入自雇者阵营。SMart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艺术工作者们在管理自身雇佣身份和活动方面遇到了困难，SMart由此应运而生。该组织的宗旨是提供解决方案，让临时工作者也能受益于一套法律框架，以确保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目前SMart已在8个欧洲国家开展活动，并根据数字平台特别是外卖配送平台（Take-Eat-Easy、户户送、优步外卖等）所产生的新情况而对自身提供的服务进行调整。在该组织的帮助下，自由职业者能摆脱耗时而又复杂的行政手续。在不影响对自雇者社会保护的前提下，该组织还针对受众的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为应对风险而建立后备机制。
以上内容摘编自：《平台经济与劳动立法国际趋势》，伊莎贝尔·道格林、克里斯多夫·德格里斯、菲利普·波谢 编，涂伟 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本书把平台经济对现有社会模式的冲击放在历次技术革命对劳动世界的影响背景下进行思考，同时对比了奥地利、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国劳动法律规制的最新动态，通过比较分析勾画出未来平台经济的劳动立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