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全国扫黑办在京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4个意见，均自2019年4月9日起施行。此四个文件与2018年1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起构筑了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最新政策法律依据体系。为办案需要，本公号一并刊载并附有关部门的解读。
（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2018年1月19日印发）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统一执法思想，提高执法效能，依法、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保护伞”以及“软暴力”等犯罪，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针对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就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制定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1.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制约，形成打击合力，加强预防惩治黑恶势力犯罪长效机制建设。正确运用法律规定加大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保护伞”惩处力度，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阶段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精神，严格掌握取保候审，严格掌握不起诉，严格掌握缓刑、减刑、假释，严格掌握保外就医适用条件，充分运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和犯罪集团的规定加大惩处力度，充分利用资格刑、财产刑降低再犯可能性。对黑恶势力犯罪，注意串并研判、深挖彻查，防止就案办案，依法加快办理。坚持依法办案、坚持法定标准、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加强法律监督，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正确把握“打早打小”与“打准打实”的关系，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实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聚焦黑恶势力犯罪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重点打击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在建筑工程、交运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同时，坚决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二、依法认定和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中规定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由于实践中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这“四个特征”都很均显，在具体认定时，应根据立法本意，认真审查、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准确评价涉案犯罪组织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做到不枉不纵。
4.发起、创建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合并、分立、重组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实际对整个组织的发展、运行、活动进行决策、指挥、协调、管理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既包括通过一定形式产生的有明确职务、称谓的组织者、领导者，也包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被公认的事实上的组织者、领导者。
5.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仍加入并接受其领导和管理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不应认定力“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认定为“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以及其他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情形，如具体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人员管理等事项。
6.组织形成后，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应当认定为“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且成员人数较多，但鉴于“恶势力”团伙和犯罪集团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明显的性质转变的节点，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时间、成员人数问题不宜作出“一刀切”的规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未举行成立仪式或者进行类似活动的，成立时间可以按照足以反映其初步形成非法影响的标志性事件的发生时间认定。没有明显标志性事件的，可以按照本意见中关于黑社会牲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认定范围的规定，将组织者、领导者与其他组织成员首次共同实施该组织犯罪活动的时间认定为该组织的形成时间。该组织者、领导者因未到案或者因死亡等法定情形未被起诉的，不影响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既包括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但尚未归案的组织成员，也包括虽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但因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因其他法定情形而未被起诉，或者根据具体情节不作为犯罪处理的组织成员。
7.在组织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通过以下方式获取经济利益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
(1)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
(2)有组织地以投资、控股、参股、合伙等方式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
(3)由组织成员提供或通过其他单位、组织、个人资助取得。
8.通过上述方式获得一定数量的经济利益，应当认定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包括调动一定规模的经济资源用以支持该组织活功的能力。通过上述方式获取的经济利益，即使是由部分组织成员个人掌控，也应计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组织成员主动将个人或者家庭资产中的一部分用于支持该组织活动，其个人或者家庭资产可全部计入“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数额明显较小或者仅提供动产、不动产使用权的除外。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业的利润空间均存在很大差异，加之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发展的时间也各有不同，在办案时不能一般性地要求黑社会性质姐织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必须达到特定规模或特定数额。
9.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包括非暴力性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始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并随时可能付诸实施。暴力、威胁色彩虽不明显，但实际是以组织的势力、影响和犯罪能力为依托，以暴力、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为基础，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的手段，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中的“其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以及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
10.为确立、维护、扩大组织的势力、影响、利益或者按照纪律规约、组织惯例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侵犯不特定多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应当认定为“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
(1)为该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打击竞争对手、形成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树立非法权威、扩大非法影响、寻求非法保护、增强犯罪能力等实施的；
(2)按照该组织的纪律规约、组织惯例实施的；
(3)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推挥、参与实施的；
(4)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
(5)多名组织成员为逞强争霸、插手纠纷、报复他人、替人行凶、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
(6)其他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
11.鉴于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和影响的“一定区域”的大小具有相对性，不能简单地要求“一定区域”必须达到某一特定的空间范围，而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并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经济、社会生产秩序的危害程度加以综合分析判断。
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称霸一方，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1)致使在一定区域内生活或者在一定行业内从事生产、经营的多名群众，合法利益遭受犯罪或严重违法活动侵害后，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的；
(2)对一定行业的生产、经营形成垄断，或者对涉及一定行业的准入、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形成重要影响的；
(3)插手民间纠纷、经济纠纷，在相关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的；
(4)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生产、经营、生活，并在相关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的；
(5)干扰、破坏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正常生产，经营、工作秩序，在相关区域、行业内造成严重影响，或者致使其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工作的；
(6)多次干扰、破坏党和国家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以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秩序，或者致使上述单位、组织的职能不能正常行使的；
(7)利用组织的势力、影响，帮助组织成员或他人获取政治地位，或者在党政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的；
(8)其他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情形。
12.对于组织者、领导者和因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积极参加者，可根据《刑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的组织成员，应当依法禁止其从事相关职业。符合《刑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组织成员，应当认定为累犯，依法从重处罚。
对于因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可以根裾《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对于因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应当根据《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不得假释。
13.对于组织者、领导者一般应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确属骨干成员或者为该组织转移、隐匿资产的积极参加者，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其他组织成员，应当根据所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性质、地位、作用、违法所得数额以及造成损失的数额等情节，依法决定财产刑的适用。
三、依法惩处恶势力犯罪
14.具有下列情形的组织，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同时还可能伴随实施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众“打砸抢”等。
在相关法律文书中的犯罪事实认定部分，可使用“恶势力”等表述加以描述。
15.恶势力犯罪集团是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其特征表现为：有三名以上的组织成员，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者其他犯罪活动。
16.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恶势力犯罪案件时，应当依照上述规定，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充分运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和犯罪集团的规定，依法从严惩处。
四、依法惩处利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
17.黑恶势力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构成犯罪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处理：
(1)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扰乱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分别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恐吓”、《刑法》第二百二十六规定的“威胁”，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应分别以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中的“多次”一般应当理解为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二年内多次实施不同种类寻衅滋事行为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扰乱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同时由多人实施或者以统一着装、显露纹身、特殊标识以及其他明示或者暗示方式，足以使对方感知相关行为的有组织性的，应当认定为《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项规定的“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
采用上述手段，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依法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雇佣、指使他人有组织地采用上述手段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构成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的，对雇佣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论处。为强索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雇佣、指使他人有组织地采用上述手段寻衅滋事，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对雇佣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论处；为追讨合法债务或者因婚恋、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而雇佣、指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仍继续实施的除外。
18.黑恶势力有组织地多次短时间非法拘禁他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拘禁他人三次以上、每次持续时间在四小时以上，或者非法拘禁他人累计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的，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五、依法打击非法放贷讨债的犯罪活动
19.在民间借货活动中，如有擅自设立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骗取货款、套取金融机构资金发放高利贷以及为强索债务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等行为的，应当按照具体犯罪侦查、起诉、审判。依法符合数罪并罚条件的，应当并罚。
20.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立债权、强行索债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事实，以诈骗、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抢劫、虚假诉讼等罪名侦査、起诉、审判。对于非法占有的被害人实际所得借款以外的虚高“债务”和以“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等各种名目扣除或收取的额外费用，均应计入违法所得。对于名义上为被害人所得、但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实际上却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后续犯罪所使用的“借款”,应予以没收。
21.对采用讨债公司、“地下执法队”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进行上述活动，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或者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
六、依法严惩“保护伞”
22.《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中规定的“包庇”行为，不要求相关国家机关工作入员利用职务便利。利用职务便利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酌情从重处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先有通谋的，以具体犯罪的共犯论处。
23.公安机关、入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发现的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收受贿赂、渎职侵权等违法违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坚决依法严惩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24.依法严惩农村“两委”等人员在涉农惠农补贴申领与发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补偿、救灾扶贫优抚、生态环境保护等过程中，利用职权恃强凌弱、吃拿卡要、侵吞挪用国家专项资金的犯罪，以及放纵、包庇“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致使其坐大成患；或者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犯罪。
25.公安机关在侦办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应当注意及时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题，对于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时会同有关机关，执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相关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相关侦查机关许可。
七、依法处置涉案财产
26.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需要，应当依法査询、查封、扣押、冻结全部涉案财产。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要会同工商、税务、国土、住建、审计、人民银行等部门全面调査涉黑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
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的数额，办案单位可以委托专门机构评佑；确实无法准确计算的，可以根推有关法律规定及査明的事实、证据合理估算。
27.对于依法查封、冻结、扣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案财产，应当全面收集、审查证明其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大小的有关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1)组织及其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2)组织成员通过个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3)其他单位、组织、个人为支持该组织活动资助或主动提供的财产；
(4)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财产或者组织成员个人、家庭合法资产中，实际用于支持该组织活动的部分；
(5)组织成员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以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6)其他单位、组织、个人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7)其他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
28.违法所得已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1)对方明知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的；
(2)对方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取得的；
(3)对方是因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而取得的；
(4)通过其他方式恶意取得的。
29.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30.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没收其违法所得。
31.对于依法查封、和押、冻结的涉案财产，有证据证明确属被害人合法财产，或者确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无关的应予以返还。
八、其他
32.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律师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的指导监督，指导律师事务所建立健全律师办理黑社会性组织犯罪的请示报告、集体研究和检查督导制度。办案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律师各项诉讼权利，为律师履行辩护代理职责提供便利，防止因妨碍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对案件办理带来影响。
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开庭审理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对辩护律师所属事务所具有监督管理权限的司法行政机关派员旁听。
对于律师违反会见规定的；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抵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等，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违反规定披露、散布不公开审理案件的信息、材料，或者本人、其他律师在办案过种中获悉的有关案件重要信息、证裾材料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律师辩护、代理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办案机关要注意收集固定证据，提出司法建议。
33.监狱应当从严管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罪犯，严格罪犯会见、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执法活动。对于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实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异地关押。积极开展黑恶势力犯罪线索排查，教育引导服刑人员检举揭发。社区矫正机构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认真开展调査评估，为准确适用非监禁刑提供参考。社区矫正机构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社区服刑人员要严格监管教育。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协调联动，完善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妥善处理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等情形。
34.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要依法建立完善重大疑难案件会商、案件通报等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政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对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依法采取挂牌督办、上提一级、异地管辖、指定管辖以及现场联合督导等措施，确保案件质量。根据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及时汇总问题，归纳经验，适时出台有关证据标准，切实保障有力打击。
35.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的有关规定，对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鉴定人、被害人采取保护措施。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配合侦查、起诉、审判工作，在查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作用，组织实施的重大犯罪事实，追缴、没收赃款赃物，打击“保护伞”等方面提供重要线索和证据，经查证属实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并对其参照证人保护的有关规定采取保护措施。前述规定，对于确属组织者、领导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掌握。
对于确有重大立功或者对于认定重大犯罪事实或追缴、没收涉黑财产具有重要作用的组织成员，确有必要通过分案审理予以保护的，公安机关可以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作出另案处理的决定。
对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政法干警及其近亲属，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等关于证人保护的有关规定，采取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对人身和住宅予以专门性保护等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办理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
36.本意见颁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或者单独制定的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内容如与本意见中有关规定不一致的，应当按照本意见执行。
（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9年4月9日印发）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的总体要求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深刻认识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方针，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阶段，运用多种法律手段全面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精神，有力震慑恶势力违法犯罪分子，有效打击和预防恶势力违法犯罪。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格坚持依法办案，确保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准确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要坚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在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具体犯罪中的罪责，切实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严格执行“三项规程”，不断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有效加强法律监督，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二、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
4.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
5.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6.恶势力一般为3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纠集者，是指在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违法犯罪分子。成员较为固定且符合恶势力其他认定条件，但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由不同的成员组织、策划、指挥，也可以认定为恶势力，有前述行为的成员均可以认定为纠集者。
恶势力的其他成员，是指知道或应当知道与他人经常纠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仍按照纠集者的组织、策划、指挥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违法犯罪分子，包括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但尚未归案的人员，以及因法定情形不予追究法律责任，或者因参与实施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已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的人员。仅因临时雇佣或被雇佣、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蒙蔽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
7.“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2年之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于“纠集在一起”时间明显较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刚刚达到“多次”标准，且尚不足以造成较为恶劣影响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
8.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但也包括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主要以暴力、威胁为手段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恶势力还可能伴随实施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众“打砸抢”等违法犯罪活动，但仅有前述伴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且不能认定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
9.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至少应包括1次犯罪活动。对于反复实施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单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单次情节、数额尚不构成犯罪，但按照刑法或者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累加后应作为犯罪处理的，在认定是否属于“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可将已用于累加的违法行为计为1次犯罪活动，其他违法行为单独计算违法活动的次数。
已被处理或者已作为民间纠纷调处，后经查证确属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均可以作为认定恶势力的事实依据，但不符合法定情形的，不得重新追究法律责任。
10.认定“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结合侵害对象及其数量、违法犯罪次数、手段、规模、人身损害后果、经济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程度以及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综合把握。
11.恶势力犯罪集团，是指符合恶势力全部认定条件，同时又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犯罪组织。
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指在恶势力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仍接受首要分子领导、管理、指挥，并参与该组织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
恶势力犯罪集团应当有组织地实施多次犯罪活动，同时还可能伴随实施违法活动。恶势力犯罪集团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参照《指导意见》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
12.全部成员或者首要分子、纠集者以及其他重要成员均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认定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时应当特别慎重。
三、正确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关要求
13.对于恶势力的纠集者、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以及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共同犯罪中罪责严重的主犯，要正确运用法律规定加大惩处力度，对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同时要严格掌握取保候审，严格掌握不起诉，严格掌握缓刑、减刑、假释，严格掌握保外就医适用条件，充分利用资格刑、财产刑等法律手段全方位从严惩处。对于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的，可以依法禁止其从事相关职业。
对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相对不大的，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认罪认罚或者仅参与实施少量的犯罪活动且只起次要、辅助作用，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14.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检举揭发与该犯罪集团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有关联的其他犯罪线索，如果在认定立功的问题上存在事实、证据或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应当严格把握。依法应认定为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在决定是否从宽处罚、如何从宽处罚时，应当根据罪责刑相一致原则从严掌握。可能导致全案量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宽处罚。
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如果能够配合司法机关查办案件，有提供线索、帮助收集证据或者其他协助行为，并在侦破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查处“保护伞”等方面起到较大作用的，即使依法不能认定立功，一般也应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1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量刑时要根据所犯具体罪行的严重程度，结合被告人在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整体把握。对于恶势力的纠集者、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量刑时要体现总体从严。对于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相对不大，且能够真诚认罪悔罪的其他成员，量刑时要体现总体从宽。
16.恶势力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认罪认罚，但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不适用该制度。
四、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的其他问题
17.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案件符合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在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中的案件事实部分明确表述，列明恶势力的纠集者、其他成员、违法犯罪事实以及据以认定的证据；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标准的，应当在上述法律文书中明确定性，列明首要分子、其他成员、违法犯罪事实以及据以认定的证据，并引用刑法总则关于犯罪集团的相关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恶势力定性提出辩解和辩护意见，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评析回应。
恶势力刑事案件的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可以在案件事实部分先概述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概括事实，再分述具体的恶势力违法犯罪事实。
18.对于公安机关未在起诉意见书中明确认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构成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且相关违法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在起诉书中明确认定为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人民检察院认为恶势力相关违法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存在遗漏恶势力违法犯罪事实、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具体的书面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对于人民检察院未在起诉书中明确认定，人民法院在审判期间发现构成恶势力或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或者在七日内未回复意见的，人民法院不应主动认定，可仅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相关规定作出判决、裁定。
审理被告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时，一审判决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有误的，二审法院应当纠正,符合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标准，应当作出相应认定；一审判决认定恶势力或恶势力犯罪集团有误的，应当纠正，但不得升格认定；一审判决未认定恶势力或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不得增加认定。
19.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分别以起诉意见书、起诉书、裁判文书所明确的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作为相关数据的统计依据。
20.本意见自2019年4月9日起施行。
（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9年4月9日印发）
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犯罪的经济基础，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等规定，现对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工作要求
1．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时，在查明黑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事实并对黑恶势力成员依法定罪量刑的同时，要全面调查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依法对涉案财产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并根据查明的情况，依法作出处理。
前款所称处理既包括对涉案财产中犯罪分子违法所得、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其他等值财产等依法追缴、没收，也包括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等依法返还。
2．对涉案财产采取措施，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严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及时进行审查，防止因程序违法、工作瑕疵等影响案件审理以及涉案财产处置。
3．对涉案财产采取措施，应当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所扶养的亲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和物品。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同时，可以允许有关人员继续合理使用有关涉案财产，并采取必要的保值保管措施，以减少案件办理对正常办公和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
4．要彻底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对于组织者、领导者一般应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确属骨干成员或者为该组织转移、隐匿资产的积极参加者，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其他组织成员，应当根据所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性质、地位、作用、违法所得数额以及造成损失的数额等情节，依法决定财产刑的适用。
5．要深挖细查并依法打击黑恶势力组织进行的洗钱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转变涉案财产性质的关联犯罪。
二、依法采取措施全面收集证据
6．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查封、冻结措施相关规定》（公通字〔2013〕30号）等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全面调查黑恶势力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并可以根据诉讼需要，先行依法对下列财产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
（1）黑恶势力组织的财产；
（2）犯罪嫌疑人个人所有的财产；
（3）犯罪嫌疑人实际控制的财产；
（4）犯罪嫌疑人出资购买的财产；
（5）犯罪嫌疑人转移至他人名下的财产；
（6）犯罪嫌疑人涉嫌洗钱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犯罪涉及的财产；
（7）其他与黑恶势力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财产。
7．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间禁止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流转，不得办理被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权属变更、抵押等手续。必要时可以提取有关产权证照。
8．公安机关对于采取措施的涉案财产，应当全面收集证明其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的有关证据，审查判断是否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证明涉案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的有关证据一般包括：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于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价值的供述；
（2）被害人、证人关于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价值的陈述、证言；
（3）财产购买凭证、银行往来凭据、资金注入凭据、权属证明等书证；
（4）财产价格鉴定、评估意见；
（5）可以证明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价值的其他证据。
9．公安机关对应当依法追缴、没收的财产中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的数额，可以委托专门机构评估；确实无法准确计算的，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及查明的事实、证据合理估算。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于公安机关委托评估、估算的数额有不同意见的，可以重新委托评估、估算。
10．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诉讼的需要，可以依法采取上述相关措施。
三、准确处置涉案财产
11．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在案财产审查甄别。在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时，一般应当对采取措施的涉案财产提出处理意见建议，并将采取措施的涉案财产及其清单随案移送。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除对随案移送的涉案财产提出处理意见外，还需要对继续追缴的尚未被足额查封、扣押的其他违法所得提出处理意见建议。
涉案财产不宜随案移送的，应当按照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提供相应的清单、照片、录像、封存手续、存放地点说明、鉴定、评估意见、变价处理凭证等材料。
12．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
对易损毁、灭失、变质等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易贬值的汽车、船艇等物品，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债券、股票、基金等财产，有效期即将届满的汇票、本票、支票等，经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出售、变现或者先行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扣押、冻结机关保管，并及时告知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
13．人民检察院在法庭审理时应当对证明黑恶势力犯罪涉案财产情况进行举证质证，对于既能证明具体个罪又能证明经济特征的涉案财产情况相关证据在具体个罪中出示后，在经济特征中可以简要说明，不再重复出示。
14．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除应当对随案移送的涉案财产作出处理外，还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需要继续追缴尚未被足额查封、扣押的其他违法所得；对随案移送财产进行处理时，应当列明相关财产的具体名称、数量、金额、处置情况等。涉案财产或者有关当事人人数较多，不宜在判决书正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概括叙述并另附清单。
15．涉案财产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1）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2）黑恶势力组织成员通过个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3）其他单位、组织、个人为支持该黑恶势力组织活动资助或者主动提供的财产；
（4）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财产或者组织成员个人、家庭合法财产中，实际用于支持该组织活动的部分；
（5）黑恶势力组织成员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以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6）其他单位、组织、个人利用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
（7）其他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
16．应当追缴、没收的的财产已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1）第三人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而接受的；
（2）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
（3）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
（4）第三人通过其他方式恶意取得涉案财物的。
17．涉案财产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返还：
（1）有证据证明确属被害人合法财产；
（2）有证据证明确与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无关。
18．有关违法犯罪事实查证属实后，对于有证据证明权属明确且无争议的被害人、善意第三人或者其他人员合法财产及其孳息，凡返还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影响案件正常办理的，应当在登记、拍照或者录像后，依法及时返还。
四、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19．有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对于证明前款各种情形的证据，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调取。
20．本意见第19条所称“财产无法找到”，是指有证据证明存在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但无法查证财产去向、下落的。被告人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出示相关证据。
21．追缴、没收的其他等值财产的数额，应当与无法直接追缴、没收的具体财产的数额相对应。
五、其他
22．本意见所称孳息，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
本意见所称收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聚敛、获取的财产直接产生的收益，如使用聚敛、获取的财产购买彩票中奖所得收益等；
（2）聚敛、获取的财产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产生的收益，如使用聚敛、获取的财产赌博赢利所得收益、非法放贷所得收益、购买并贩卖毒品所得收益等；
（3）聚敛、获取的财产投资、置业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
（4）聚敛、获取的财产和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形成的财产中，与聚敛、获取的财产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
（5）应当认定为收益的其他情形。
23．本意见未规定的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工作其他事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办理。
24．本意见自2019年4月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9年4月9日印发）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关于对依法惩处采用“软暴力”实施犯罪的规定，依法办理相关犯罪案件，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提出如下意见：
一、“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
二、“软暴力”违法犯罪手段通常的表现形式有：
（一）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跟踪贴靠、扬言传播疾病、揭发隐私、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破坏、霸占财物等；
（二）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破坏生活设施、设置生活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断水断电、堵门阻工，以及通过驱赶从业人员、派驻人员据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厂房、办公区、经营场所等；
（三）扰乱社会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摆场架势示威、聚众哄闹滋扰、拦路闹事等；
（四）其他符合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软暴力”手段。
通过信息网络或者通讯工具实施，符合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违法犯罪手段，应当认定为“软暴力”。
三、行为人实施“软暴力”，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
（一）黑恶势力实施的；
（二）以黑恶势力名义实施的；
（三）曾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以及因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后又实施的；
（四）携带凶器实施的；
（五）有组织地实施的或者足以使他人认为暴力、威胁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六）其他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情形。
由多人实施的，编造或明示暴力违法犯罪经历进行恐吓的，或者以自报组织、头目名号、统一着装、显露纹身、特殊标识以及其他明示、暗示方式，足以使他人感知相关行为的有组织性的，应当认定为“以黑恶势力名义实施”。
由多人实施的，只要有部分行为人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列情形的，该项即成立。
虽然具体实施“软暴力”的行为人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但雇佣者、指使者或者纠集者符合的，该项成立。
四、“软暴力”手段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以及《指导意见》第14条“恶势力”概念中的“其他手段”。
五、采用“软暴力”手段，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分别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威胁”、《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恐吓”，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分别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中的“多次”一般应当理解为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三次以上寻衅滋事行为既包括同一类别的行为，也包括不同类别的行为；既包括未受行政处罚的行为，也包括已受行政处罚的行为。
六、有组织地多次短时间非法拘禁他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拘禁他人三次以上、每次持续时间在四小时以上，或者非法拘禁他人累计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的，应当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七、以“软暴力”手段非法进入或者滞留他人住宅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定罪处罚。
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软暴力”手段强行索取公私财物，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二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包括已受行政处罚的行为。
九、采用“软暴力”手段，同时构成两种以上犯罪的，依法按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根据本意见第五条、第八条规定，对已受行政处罚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先前所受的行政拘留处罚应当折抵刑期，罚款应当抵扣罚金。
十一、雇佣、指使他人采用“软暴力”手段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构成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的，对雇佣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论处。
为强索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雇佣、指使他人采用“软暴力”手段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寻衅滋事，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寻衅滋事罪的，对雇佣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论处；因本人及近亲属合法债务、婚恋、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而雇佣、指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仍继续实施的除外。
十二、本意见自2019年4月9日起施行。
（五）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9年4月9日印发）
为持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准确甄别和依法严厉惩处“套路贷”违法犯罪分子，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1．“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2．“套路贷”与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形成的民事借贷关系存在本质区别，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会在签订、履行借贷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行为。
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非法讨债引发的案件与“套路贷”案件的区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因使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强行索债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定罪处罚。
3．实践中，“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制造民间借贷假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以“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担保公司”“网络借贷平台”等名义对外宣传，以低息、无抵押、无担保、快速放款等为诱饵吸引被害人借款，继而以“保证金”“行规”等虚假理由诱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会以被害人先前借贷违约等理由，迫使对方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
（2）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照虚高的“借贷”协议金额将资金转入被害人账户，制造已将全部借款交付被害人的银行流水痕迹，随后便采取各种手段将其中全部或者部分资金收回，被害人实际上并未取得或者完全取得“借贷”协议、银行流水上显示的钱款。
（3）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会以设置违约陷阱、制造还款障碍等方式，故意造成被害人违约，或者通过肆意认定违约，强行要求被害人偿还虚假债务。
（4）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当被害人无力偿还时，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安排其所属公司或者指定的关联公司、关联人员为被害人偿还“借款”，继而与被害人签订金额更大的虚高“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通过这种“转单平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不断垒高“债务”。
（5）软硬兼施“索债”。在被害人未偿还虚高“借款”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向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特定关系人索取“债务”。
二、依法严惩“套路贷”犯罪
4．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其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在实施“套路贷”过程中多种手段并用，构成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多种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情况，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
5．多人共同实施“套路贷”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参与的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主犯，对其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从犯。
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但刑法和司法解释等另有规定的除外：
（1）组织发送“贷款”信息、广告，吸引、介绍被害人“借款”的；
（2）提供资金、场所、银行卡、账号、交通工具等帮助的；
（3）出售、提供、帮助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
（4）协助制造走账记录等虚假给付事实的；
（5）协助办理公证的；
（6）协助以虚假事实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的；
（7）协助套现、取现、办理动产或不动产过户等，转移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
（8）其他符合共同犯罪规定的情形。
上述规定中的“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同案人、被害人的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套路贷”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查处等主客观因素综合分析认定。
6．在认定“套路贷”犯罪数额时，应当与民间借贷相区别，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虚高债务”和以“利息”“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名目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不计入犯罪数额。
已经着手实施“套路贷”，但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的，可以根据相关罪名所涉及的刑法、司法解释规定，按照已着手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认定犯罪未遂。既有既遂，又有未遂，犯罪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分别对应不同法定刑幅度的，应当先决定对未遂部分是否减轻处罚，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进行比较，选择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并酌情从重处罚；二者在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犯罪既遂酌情从重处罚。
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套路贷”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实施“套路贷”而交付给被害人的本金，赔偿被害人损失后如有剩余，应依法予以没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将违法所得的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1）第三人明知是违法所得财物而接受的；
（2）第三人无偿取得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
（3）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
（4）其他应当依法追缴的情形。
8．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施“套路贷”，或者因实施“套路贷”造成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自杀、死亡、精神失常、为偿还“债务”而实施犯罪活动的，除刑法、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外，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在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于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真诚悔罪或者具有其他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宽处罚。
9．对于“套路贷”犯罪分子，应当根据其所触犯的具体罪名，依法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的，可以依法禁止从事相关职业。
10．三人以上为实施“套路贷”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对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
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
三、依法确定“套路贷”刑事案件管辖
11．“套路贷”犯罪案件一般由犯罪地公安机关侦查，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
“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为实施“套路贷”所设立的公司所在地、“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签订地、非法讨债行为实施地、为实施“套路贷”而进行诉讼、仲裁、公证的受案法院、仲裁委员会、公证机构所在地，以及“套路贷”行为的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
“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违法所得财物的支付地、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等。
除犯罪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外，其他地方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扭送、报案、控告、举报或者犯罪嫌疑人自首的“套路贷”犯罪案件，都应当立即受理，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的，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黑恶势力实施的“套路贷”犯罪案件，由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的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1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公安机关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侦查：
（1）一人犯数罪的；
（2）共同犯罪的；
（3）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
（4）多个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存在直接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
13．本意见自2019年4月9日起施行。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对最新的4个意见的出台背景、重要意义、主要特点和贯彻实施等重大问题作了解读。我们一起来看！
01
出台背景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过去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有关部门全力以赴、攻坚克难，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黑恶势力嚣张气焰得到沉重打击，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发展环境明显优化，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增强，已展现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明确提出，政法各机关要进一步明确政策法律界限，既坚持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统一。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专项斗争要认真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按照专项斗争为期三年的目标要求，今年是专项斗争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随着专项斗争全面深入推进，大批涉黑涉恶案件陆续进入起诉、审判环节。据统计，到今年3月底，全国起诉涉黑涉恶犯罪案件14226件79018人，依法审判涉黑涉恶案件成为当前专项斗争极为重要的工作，对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在恶势力和“软暴力”违法犯罪认定，依法打击“套路贷”、处置黑恶势力犯罪涉案财产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明确、细化。全国扫黑办公开发布上述4个意见，是具体落实党中央开展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完善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的法律政策保障的重要举措；既是精准办案、依法严惩之需，也是回应社会关切之举。
02
重要意义
出台4个意见，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对于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说来是“三个有利于”：
——有利于提高专项斗争法治化水平。4个意见的出台，有利于规范恶势力、“软暴力”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准确认定和法律适用标准，促进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有利于严厉打击“套路贷”等新型犯罪，有效应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新形态、新变化；有利于正确处置涉案财产，确保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有利于各地各部门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黑恶势力。
——有利于提高专项斗争办案质效。检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办案质效。针对执法司法办案实践中遇到的法律政策适用等突出问题，4个意见完善了涉黑涉恶案件证据、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有利于依法、准确、及时地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做到对涉黑涉恶案件既不“拔高”也不“降格”，推动办案难点突破，防止案件久拖不决；有利于各政法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支持，相互监督制约，形成打击合力，实现专项斗争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有利于震慑和预防黑恶势力犯罪。这次出台的4个意见不仅仅用于规范指导办案，还能对黑恶势力形成震慑，有效预防犯罪。以“套路贷”为例，当前，黑恶势力在“套路贷”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屡屡得逞，既与黑恶势力钻法律政策“空子”有关，也与受害人对“套路贷”等违法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清、遭遇“套路贷”等违法犯罪后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密切相关。这次相关意见出台后，通过宣传普及、司法运用，可以起到惩治犯罪、教育群众的作用，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可以说，于当下，是解决好目前专项斗争中遇到的法律政策适用问题；于今后，是加强源头防范治理，筑牢社会治理法治根基的重要举措。
03
主要特点
这4个意见的制定，着眼于满足基层一线办案机关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实际需要，坚持法治原则、问题导向，总结专项斗争办案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保证了文件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具体来说，突出了“三性”：
——坚持依法严惩要求，突出法治性。专项斗争既是与黑恶势力短兵相接的攻坚战，也是检验执法司法水平的法律战。这4个意见的制定，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据现有法律及有关立法司法解释规定，坚持依法办案、坚持法定标准、坚持以审判为中心，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真正做到了依法依规、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坚持聚焦问题导向，突出针对性。现实中，有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但尚未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标准；有的犯罪嫌疑人采取滋扰、纠缠、哄闹等非传统暴力手段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谋取不法利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普遍要求依法严惩。这次出台的4个意见，聚焦执法司法办案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举措、作出具体规定，有效回应了社会关切。
——坚持广泛听取意见，突出适用性。在意见制定过程中，各牵头起草单位精心组织、深入调研，考虑到我国地域广大，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对涉黑涉恶案件在办案尺度、证据标准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注重意见征集的广泛性和典型性，充分听取一线办案人员、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确保意见出台后在全国范围内能普遍适用。
——坚持总结办案经验，突出集成性。专项斗争开展一年多来，各地在执法办案规范化、法律适用精准性方面探索了一些成功经验，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台了相关办案指导意见。在4个意见制定过程中，各牵头起草单位对各地办案实践经验和优秀方法系统集成、提炼升华，吸收固化到意见中，有利于强化类案指导，确保中央扫黑除恶法律政策精神的延续性。
04
贯彻实施
这次4个意见发布后，全国扫黑办将努力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积极推动贯彻实施。具体要抓好“四项工作”：
——加强宣传培训。组织开展宣讲活动，尤其是发挥网络新媒体、融媒体作用，解读好、宣传好4个意见，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精心组织开展学习培训活动，引导广大政法干警吃透意见精神，更好地运用于专项斗争实践。
——加强办案指导。以查处的新类型涉黑涉恶案例为重点，编印执法办案指导手册，分批推出指导性案例，为基层依法精准办案提供参考。加强执法办案规范化建设，指导基层办案人员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切实提升办案能力和办案质量。
——加强督导落实。组织协调政法各单位，就贯彻实施情况开展专项督导，并把这4个意见的适用作为中央扫黑除恶第二轮、第三轮督导的重要内容之一，确保意见落到基层、落到实处。
——加强后续保障。及时研究分析专项斗争新情况新问题，推动进一步明确执法办案标准，完善法律政策保障。特别是针对黑恶势力非法放贷、黑恶势力“保护伞”认定、依法打击网络涉黑涉恶犯罪等问题，适时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文件，推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的法律依据不断完善。
发布会上，4个意见牵头起草单位的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陈国庆，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杜航伟分别介绍了4个意见的主要内容、特色亮点，并与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一道回答了记者提问。
姜伟在对《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作说明时指出，该《意见》提出了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恶势力的具体认定标准，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恶势力犯罪的方针，坚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不断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确保“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打早打小”与“打准打实”相一致。
姜伟表示，《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的界限， 对“套路贷”犯罪的数额计算、既遂、未遂情形并存时如何处理等影响量刑的问题，以及涉案财产如何处置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意见》同时将实施包括所谓“中介”在内的七类“帮助”“支持”行为的人员作为“套路贷”共同犯罪人处理的条件，实现了对“套路贷”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陈国庆说，《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涉黑恶财产范围及处理方式、程序作了明确规定，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证依法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
杜航伟指出，《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软暴力”基本概念、表现形式、客观认定标准，有利于准确认定采用“软暴力”手段实施的具体违法犯罪。
《南方都市报》记者：黑恶势力犯罪的社会危害远大于其他犯罪，政法机关对于黑恶势力历来坚持依法严惩方针，为什么本次出台的意见还要求坚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这是一个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黑恶势力犯罪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对黑恶势力犯罪依法从严惩处，是我们的一贯方针。
严与宽相辅相成，都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体现。“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依法严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律从严。为全面发挥刑罚功能，也要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突出打击重点，体现区别对待。严与宽都是相对的，没有严就不能体现宽。黑恶势力犯罪危害严重，与办理其他犯罪案件相比，要从总体上体现依法从严的方针。但黑恶势力犯罪是共同犯罪，具体到犯罪组织的每个成员，其罪行大小、恶性大小、地位作用还是有所不同的。坚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要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在黑恶势力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具体犯罪中的罪责，切实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对那些罪大恶极、不知悔改的主要成员，要坚决依法严惩，对那些参与程度不深、犯罪行为较少、所起作用较小的一般成员，要根据具体情况依法从宽。对于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黑恶势力犯罪分子，要依照刑法规定和政策要求，根据具体情况依法从宽处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请问在司法实践中，界定“软暴力”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杜航伟：这次“两高两部”联合出台的意见将“软暴力”界定为一种与暴力、威胁手段并列的犯罪手段。作为犯罪手段的“软暴力”，只是行为的一种方法，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一个完整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软暴力”既可以作为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手段，也可作为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手段，就像暴力手段既可作为故意伤害罪的手段，也可作为非法拘禁罪的手段一样。特别要强调的是，“软暴力”作为一种违法犯罪手段，是否能够构成犯罪，还应符合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能否构成黑恶势力，还应当符合黑恶势力的特征和黑恶势力的认定标准。
这次出台的意见对“软暴力”所侵害的法益作了三个类别的划分。这种分类方法避免了仅对“软暴力”客观表现形式进行概括而可能出现的交叉、重复和遗漏，也与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的分类方法保持了一致，并尽可能作了较为全面的列举。此外，意见对打击以“软暴力”手段实施犯罪的具体法律适用，也就是如何定罪处罚等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关于“软暴力”手段认定问题，意见专门明确了客观认定标准。这里要强调的是，意见中讲到两个“足以”，即“软暴力”应当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才能构成违法犯罪的手段。对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足以”，意见也作了进一步细化。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的规定是比较明确的。
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政法各部门会密切配合，坚持依法办案、坚持法定标准，既不扩大、不拔高，也不降格，加强法律监督，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确保罚当其罪。
《法制日报》记者：律师是办理扫黑除恶案件的重要参与者。请问司法部是如何指导律师队伍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积极发挥职能作用的？对下一步贯彻落实这四个意见，司法部有什么安排？
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司法部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周密部署、稳步推进，及时研究出台了有关指导文件，成立了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律师辩护代理业务指导委员会，并及时通过开展一系列专题培训、轮训，帮助广大律师准确理解和掌握有关政策文件精神，提高办理案件的质量，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广大律师也认真履行职责使命，积极参与涉黑涉恶案件辩护代理工作，促进案件顺利办理。截至目前，全国律师共代理涉黑涉恶案件2.8万多件，总体平稳顺利，效果很好。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推进，进入司法程序的涉黑涉恶案件数量也将逐步增加，有律师反映，以往办理刑事案件中遇到的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还有律师反映，随着一些新型黑恶犯罪案件的出现，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也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这次出台的四个意见，内容涉及黑恶势力、财产处置、“软暴力”、“套路贷”等多个方面，对于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指导性。意见出台过程中，司法部组织多个相关内设厅局进行逐条研究论证，并组织具有丰富刑辩经验的律师代表进行专题研讨，认真梳理汇总相关意见和建议后及时反馈给起草单位，并就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充分沟通。我相信，这四个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明确具体的法律指引。
下一步，司法部将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搞好学习培训。就是要组织全国司法行政系统的相关人员认真学习贯彻意见精神，并指导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专题培训，帮助律师准确把握相关法律规定、政策精神，切实提高办案质量和水平。二是严格落实工作责任，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认真指导监督律师依法依规开展辩护代理，协助司法机关做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的把控，以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平和正义。三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机制，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机制，维护律师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会见、阅卷等各项诉讼权利，为律师开展正当执业活动创造良好条件，不断推动律师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软暴力”犯罪现在呈现出怎样的形势？哪些行为会被界定为“软暴力”犯罪手段？
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杜航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扫黑除恶力度在加大，黑恶势力为了逃避打击，不断变换犯罪手法，逐渐摒弃了原来明火执仗、打打杀杀的明显暴力手段，转而采取易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的“软暴力”。“软暴力”的叫法越来越多，犯罪分子，特别是一些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用这种手法也越来越多。比如跟踪滋扰他人、恶意举报诬陷、播哀乐摆花圈、喷油漆堵锁眼、摆场架势示威等。我们经常能够从一些新闻媒体报道，或者从一些案例里面看到，这是我们列举的“软暴力”的犯罪手法。
从表现形式上看，“软暴力”与暴力明显不同，但其危害后果却与传统暴力犯罪相同，甚至有些造成的后果超过了传统暴力犯罪。比如，浙江公安机关前不久侦办的一起“套路贷”案件中，当被害人落入债务陷阱、无力偿还时，犯罪团伙便通过对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讯录朋友进行威胁、恐吓、骚扰等手段，逼迫被害人偿还虚高债务。被害人张某因无力偿还虚高债务，遭受到该团伙的“软暴力”催收，团伙成员向其发送各种恐吓、侮辱性的图片，最终张某不堪忍受，被逼自杀。
这次制定的意见中，对“软暴力”犯罪表现形式作了具体的列举。一是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手段，如跟踪贴靠、扬言传播疾病、揭发隐私、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破坏、霸占财物等；二是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的手段，如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破坏生活设施、设置生活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断水断电，以及通过驱赶从业人员、派驻人员据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厂房、办公区、生产区、经营场所等；三是扰乱社会秩序的手段，如摆场架势示威、聚众哄闹滋扰、拦路闹事等；四是符合“软暴力”定义的其他违法犯罪手段。此外，对于通过信息网络或者通讯工具实施，只要符合“软暴力”定义的违法犯罪手段，也应当认定为“软暴力”。
应该说这次意见解决了前段时间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包括打击其他一些刑事犯罪中，“软暴力”长期困扰基层执法工作的难题。下一步，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组织实施。
新华社记者：意见对涉黑恶犯罪财产的处置方式增加规定了“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请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防止损害被告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陈国庆：2018年1月专项斗争开展以后，“两高两部”制定下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统一执法思想，明确执法尺度。其中，该意见第29条规定：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该条规定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也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包括《联合国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公约》也对此作了类似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基层司法人员提出，对2018年指导意见第29条如何操作应当规定明确统一的标准。比如，什么叫作“无法找到”，为了避免对“无法找到”的理解产生歧义，本意见对此进行了说明，“无法找到”就是指有证据证明存在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但无法查证财产去向、下落的。被告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应当出示相关证据。
采取处置等值财产时必须有证据能证明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具备这些情况，才能启动没收等值财产这种处理方式。同时，意见也赋予了被告人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但需要被告人举证。财产数额的对等性也是本意见特别强调的，没收的财产数额必须是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对应数额，必须是等值财产，在执行中要注意保护被告人和第三人合法权益。
《人民日报》记者：人民群众对黑恶势力深恶痛绝，但什么是黑、什么是恶，很多没有接触过法律工作的人可能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请问对恶势力犯罪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究竟怎么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这个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涉及罪与罚的问题。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侵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历来是司法机关的惩治重点。恶势力集团属于共同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一定相似性，实践中容易对两者产生混淆。他们的相同点：一是都具有暴力性，都是通过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等手段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二是都具有逐利性，都是通过作恶斗狠达到攫取经济利益的目的；三是都具有组织性，都具备一定的组织形态；四是具有相类似的危害性，为非作恶、欺压百姓。通俗地讲，恶势力犯罪集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低端形态，都是打击重点。
但在法律意义上，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两种不同的犯罪行为，犯罪性质不同，法律后果也不同，所以不能对二者进行混同。刑法第294条专门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设置了相应的刑罚。所以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而恶势力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不是独立罪名，而是一种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是量刑时要考虑的从重情节。
实践中，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区别：一是组织程度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更稳定、结构更严密、人数更多、规则也更具体。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具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员、相对稳定的积极参加者，这三个层级比较明显，职责分工较为明确。二是经济特征不同。不少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明显的公司化运作的特征，相比恶势力犯罪集团具有更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对某一经济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一定地方实现垄断。三是危害程度不同。是否在一定区域、行业形成了反社会秩序，实现了非法控制，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与否的决定性标志，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关键区别点。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黑恶势力犯罪要防止两种倾向，既不能将恶势力犯罪“拔高”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不能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降格”处理为恶势力犯罪。
澎湃新闻记者：全国扫黑办把“打财断血”作为今年专项斗争的重点工作之一，这次出台的意见对黑恶势力刑事案件涉案财产是如何界定的？请介绍一下界定的具体情况和认定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陈国庆：今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工作要突出“深挖根治”，在严厉打击惩处涉黑恶犯罪的同时，注重向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延伸。
“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是黑恶犯罪的主要目的，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往往利用经济利益支持违法犯罪活动，使其自身借以发展壮大并嬗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铲除黑恶犯罪的经济基础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准确界定黑恶势力犯罪组织涉案财产是“打财断血”的前提。财力决定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的规模和实力。
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意见对黑恶势力犯罪组织涉案财产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明确界定：一是包括黑恶势力组织的财产；二是包括犯罪嫌疑人个人所有的财产；三是包括犯罪嫌疑人实际控制的财产；四是包括犯罪嫌疑人出资购买的财产；五是包括犯罪嫌疑人转移至他人名下的财产，按照法律规定把线索查清楚；六是包括犯罪嫌疑人涉嫌洗钱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犯罪涉及的财产；七是包括其他与黑恶势力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财产。
我们要求必须坚持抓捕涉黑涉恶犯罪涉案人员和查清涉案财产同步进行，要依法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犯罪的经济基础。
《中国青年报》记者：可否结合具体案例谈谈怎么区分“套路贷”与民间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套路贷”是对某一类犯罪行为的通称，具体说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以非法手段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在“套路贷”案件中，行为人假借民间借贷之名，具有非常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套路贷”与普通的民间借贷两者有着本质区别。民间借贷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均受法律保护，而“套路贷”本质上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套路贷”的实质，就是一个披着民间借贷外衣行诈骗之实的骗局，应受法律惩处。
实践中，区分“套路贷”和民间借贷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看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目的，这是“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的本质区别。民间借贷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收益，借贷双方主观上都不希望发生违约的情况，出借人希望借款人能按时还款，而“套路贷”是以借款为幌子，通过设计套路，引诱、逼迫借款人垒高债务，最终达到非法占有借款人财产的目的。比如，有的案件中，被告人为了占有借款人的房产，就诱使他人先借款5万元，然后以种种借口约定5年内归还借款本息19万元。随后被告人采用肆意认定违约、虚假转单平账等手段垒高债务，将借款人的房产强行抵押、最终变现，最后非法占有借款人的财产达102万元。可见，“套路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约定的利息，而是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
第二，看是否具有“诈骗”的性质。民间借贷是双方真实意愿下的借贷行为，而“套路贷”都具有骗的性质。行为人处心积虑设计各种套路，制造债权债务假象，非法强占他人财产。例如，有的犯罪分子往往会以低息、无抵押等为诱饵吸引被害人“上钩”， 以行业规矩为由诱使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谎称只要按时还款，虚高的借款金额就不用还，然后制造虚假给付痕迹，采用拒绝接受还款等方式刻意制造违约，通过一系列“套路”形成高额债务，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第三，看讨债手段是否具有强制性。“套路贷”制造虚高的借款金额，违背被害人的意志，被害人不可能自愿还债，所以“套路贷”行为人往往软硬兼施索债，通常以暴力、“软暴力”、滋扰或者借助诉讼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还债。
需要注意的是，区分“套路贷”和民间借贷，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不能只关注某个因素、某个情节。例如，不能仅仅看有无暴力讨债行为来区别二者，民间借贷活动也可能诱发非法讨债行为，如讨债时以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如果这一行为构成故意伤害或者非法拘禁等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因民间借贷引发的暴力讨债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定相关的罪名，但不能认定为“套路贷”案件中的恶势力犯罪。
人民日报：明确法律政策界限 依法严惩黑恶势力
4月9日，全国扫黑办首次新闻发布会召开，向社会公开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4个意见。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一线办案人员反映，在恶势力和‘软暴力’违法犯罪认定，依法打击‘套路贷’、处置黑恶势力犯罪涉案财产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明确、细化。”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表示。
将有无“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作为审查判断恶势力的主要标准
“据统计，到今年3月底，全国起诉涉黑涉恶犯罪案件14226件79018人，依法审判涉黑涉恶案件成为当前专项斗争极为重要的工作，特别是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对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出了更高要求。”陈一新介绍。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但对于什么是黑、什么是恶，不少人没有清晰的概念，如何进行区分？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恶势力的具体认定标准，给办案一线提出更加明确的执法标准。最高法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介绍，该意见强调要将有无“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作为审查判断恶势力的主要标准，同时明确规定，对于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或者因民间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在法律意义上，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两种不同的犯罪行为，犯罪性质不同，法律后果也不同，不能将二者混同。”姜伟介绍，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专门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设置了相应的刑罚，所以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而恶势力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不是独立罪名，而是一种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是量刑时要考虑的从重情节。
姜伟表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黑恶势力犯罪要防止两种倾向，既不能将恶势力犯罪“拔高”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不能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降格”处理为恶势力犯罪。
针对老年人和学生实施“套路贷”将从重处罚
“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施‘套路贷’，或者因实施‘套路贷’造成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自杀、死亡、精神失常、为偿还‘债务’而实施犯罪活动的，除刑法、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外，应当酌情从重处罚。”《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明确界定“套路贷”，要求依法严惩“套路贷”犯罪。
“‘套路贷’与普通的民间借贷有着本质区别。民间借贷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均受法律保护，而‘套路贷’本质上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套路贷’的实质，就是一个披着民间借贷外衣行诈骗之实的骗局，应受法律惩处。”姜伟介绍。
“区分‘套路贷’和民间借贷，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不能只关注某个因素、某个情节。”姜伟表示。《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非法讨债引发的案件与“套路贷”案件的区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因使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强行索债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定罪处罚。
加大对黑恶势力实施“软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
“扫黑除恶力度在加大，黑恶势力为了逃避打击，不断变换犯罪手法，逐渐摒弃了原来明火执仗、打打杀杀的明显暴力手段，转而采取易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的‘软暴力’。”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杜航伟说，例如一些黑恶势力犯罪分子跟踪滋扰他人、恶意举报诬陷、播哀乐摆花圈、喷油漆堵锁眼、摆场架势示威等。
杜航伟表示，从表现形式上看，“软暴力”与暴力明显不同，但其危害后果却与传统暴力犯罪相同，甚至有些造成的后果超过了传统的暴力手法犯罪。司法实践中，“软暴力”侵害的法益主要包括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和社会秩序等。据此，《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根据“软暴力”侵害的法益不同，采取列举的方式，对“软暴力”通常表现形式作出规定，避免了交叉、重复和遗漏，并与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的分类方法保持了一致。杜航伟说，下一步，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对黑恶势力实施“软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
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犯罪的经济基础
“实践表明，黑恶组织盘踞多年，其财产成分、类型和流转情况相当复杂，一定的经济实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成势、称霸一方的基础，要彻底摧毁其财产基础，就要从‘已采取措施的涉案财产’查‘财产属性’并决定如何处理，也要从审查认定的犯罪所得财产查‘财产去向’等，并判断是否需要‘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最高检副检察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陈国庆介绍，要将两种方法有机结合，才能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涉案财产属性难以认定”的问题，依法有效地对已采取措施的财产作出处理，必要时没收等值财产，最大程度地依法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涉黑恶犯罪财产的处置方式增加规定了“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防止损害被告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采取处置等值财产时必须有证据能证明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具备这些情况，才能启动没收等值财产这种处理方式。”陈国庆回应，该意见也赋予了被告人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但需要被告人举证。
来源：说刑品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