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1953年6月22日在法国《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患狂犬病的动物》。他说：“……当心，美国有狂犬病。让我们离它远远的，否则我们会被它咬，染上狂犬病……”他这么写，旨在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行径，声援中国，并痛斥美国政府推行麦卡锡主义。
美国的病因在于核弹引发的焦虑，政府乱咬，认为颠覆分子无处不在，于是650万美国人受到了忠诚度调查，同时将“整整一代美国人变成了密探”。无数教育工作者被开除；电视在黄金时段播起了反共内容；报纸也不甘落后，急切地刊出了《俄国人如何监视他们的盟友》《红色分子盯上了你的孩子》这样的文章。《相对论》《白鲸》因其“颠覆性”而被禁。好莱坞更是被折磨得精神崩溃。红色歇斯底里主宰了美国那十年，并且影响了下个十年。
正是在这样无边的疯狂和恐惧中，数百万美国人在1960年代走上了街头。
节选自《美国1960年代》，有删减
文|特里·H.安德森
译|宋琳
核弹引发焦虑，世界被一分为二
在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社论说，历史的下一个时代将会是“美国世纪”。随着我们的部队横扫欧洲平原，随着我们的海军进军日本，这种命运感、目标感在膨胀。大部分美国人都很自豪，因为他们的国家即将进入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伟大新时代。在史上最大的较量中，美国胜利了：我们粉碎了轴心国集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合宜的战争”。它结束了国内的大萧条，同时还扩大了我们在国外的势力。此外，这次势不可挡的胜利巩固了大多数美国人在战前就拥有的信念，这些信念据说在战争中得到了验证，在战后年代也得到了老兵们的极力维护。美国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打败任何敌人。
但到了40年代末，有人似乎开始不安分了。一个新的敌人——苏联，把“美国世纪”变成了幻想。在对日战争胜利几个月后，英美苏同盟因欧洲问题和亚洲问题逐渐瓦解。苏联人拒不同意在他们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的东欧地区进行民主选举，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宣布：“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
美国再次陷入战争，而且现在它要面临更加凶险的后果，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原子时代。1945年，美国开启了这个时代；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了其第一颗原子弹。此后不久，两国都开始研发洲际弹道导弹。由于苏联拥有了原子弹和火箭，大西洋和太平洋再也无法为美国挡住敌人。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感到自己很容易被毁灭。
在整个冷战时期，原子时代和随后的核军备竞赛引发了很多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未来的思考。“现在唯一可以发动的战争是全面战争，”一个社会科学家写道，“而这需要全面防御，并且会助长生活和政治中的极权主义想法。”
《奇爱博士》
核弹引发了焦虑。一位历史学家后来写道，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外交政策是“一种几乎不假思索的反共意识形态和一种不愿将这种意识形态化作行动的极为实际的念头的混合体”。
美国拉响警报，发表强硬言论，然后开始故弄玄虚，把全球一分为二——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世界”——并与任何可能站在我们这边的国家结盟。美国加入了众多安全组织，以至于记者们戏称这种政策是“条约癖”。60年代时，美国对47个国家做出了军事承诺，此举强化了世界两极分化的假设：莫斯科对抗华盛顿。东方阵营对抗西方阵营。红色分子对抗白人。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中立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可以信任的。
这是一场清洗，唯一缺的就是证据
在一个被冷战冻结的世界里，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接受另一种观念：革命没有正义的理由。美国人显然忘记了1776年发生的事，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殖民地或发展中国家发生叛乱的原因不再是民族主义、贫困或社会及政治压迫。相反，所有叛乱都是“共产党鼓动的”。
杜鲁门总统在宣布打击海外共产主义的计划（即杜鲁门主义）的当月，公布了对内打击共产主义的计划，即“第9835号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确立了一系列流程，用来调查联邦员工并以“不忠的正当理由”解雇他们。
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展了美国历史上对雇员忠诚度最全面的调查。1947年至1956年间，联邦政府解雇了约2700名员工，另有1.2万名雇员因害怕被调查和解雇而辞职。
这是一场清洗，但对包括杜鲁门的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在内的许多人来说，仅调查政府远远不够。对他和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而言，“不信奉美国意识形态的人不能留在美国”。要么爱它，要么离开。
为了找到那些应该离开的人，政府开始调查公众。他们组建了无数个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他们授予联邦调查局更多的权力，还依赖线人提供信息。这些线人通常有报酬，他们秘密作证，提出指控，并暗地里传递小道消息。告发朋友或邻居的做法被大众接受。I.F.斯通在1951年写道，政府已将“整整一代美国人变成了密探”。
《奥本海默》
40年代末，杜鲁门政府利用法案起诉了美国共产党的领导层。1950年，国会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在联邦政府登记，2年后，国会又通过了《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案》，制定了33项排他性条款，旨在禁止移民，甚至是禁止来自自由国度的游客。游客们不能支持“极权主义”，也不能是“性变态”，他们必须签署声明，表明自己不是卖淫者、同性恋者或共产主义者。
当搜寻颠覆分子的行动正在进行时，来自威斯康星的新晋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加入了这场讨伐。1950年2月，他向西弗吉尼亚州惠灵市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宣布：“我手上有一份205人的名单，国务卿早就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现在依旧在制定和影响国务院的政策。”当面对记者时，他玩起了数字游戏，这205人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而后来在盐湖城，他又宣称只有57人是“正式的共产党员”。惊恐的国会成立了委员会调查这些指控，数月后得出结论，麦卡锡的指控是“一场骗局，是欺诈……企图用无边的疯狂和恐惧激怒美国人”。
如果在更理性的时代，这份报告可能会终结麦卡锡的职业生涯，但1950年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年代。没有哪个政客愿意被称为是“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人，麦卡锡也就为所欲为地继续他的肆意指控，给人扣红色分子的帽子，诋毁任何妨碍他的人。民主党人也不甘示弱，他们不再质疑麦卡锡的野蛮指控，而是加入了这种疯狂的行动。据称，这个国家充斥着共产主义者，而一大堆指控中唯一缺少的就是证据：共和国陷入了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的含沙射影的统治中。
学界的“集体退缩”
州与地方政府急切地加入到清洗运动中。几乎所有的州都推行了雇员忠诚保证书，尤其是教师。在印第安纳，甚至职业摔跤手都必须宣誓。大部分州还通过了反颠覆法或煽动叛乱法，在密歇根，发表或撰写颠覆性言论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在田纳西，那可能是死刑。
650万美国人接受了忠诚度调查。500人因“可能不忠诚”而丢了工作。这场调查的对象包括大学和好莱坞。公众压力越来越大，大学管理者畏缩了。他们禁止校外讲演者使用学校的设施以及在校园内演讲。管理者开始搜寻暗中搞破坏的教授及前共产党员。
1948年，华盛顿大学辞退了3名教员，第二年，加州大学解雇了26名因拒绝签署忠诚保证书的教员。大学允许“安保专员”坐在教室里听讲座，这些人通常是前FBI探员。那些被传唤到国会委员会作证的教员，以及拒绝或利用《宪法》第五修正案反对自证有罪的教员，在大多数学校都被辞退了，这些学校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学、坦普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罗格斯大学、麻省理工大学以及在密歇根和纽约的大学。出于这个原因，54名教授被哈佛解雇或停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因拒绝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作证，遭到了当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攻击，直到他被大学开除。在接下来26年里，他没有得到任何法律赔偿或退休金。
这是一场大屠杀：一名历史学家计算过，由于忠诚宣誓、州法律及制度性压力，超过600名教师及教授丢了工作。仅在纽约市就有380人被迫辞职。在加州大学，忠诚宣誓不仅导致26人被辞退，还引得另外37人以辞职表示抗议，校外学者拒绝工作邀约的事有47起，55门大学课程被取消。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说，学术界在50年代遭遇了一场“集体性退缩”。由于允许解雇教员，允许进行审查和无尽的调查，“学界并没有反抗麦卡锡主义。这也是原因之一”。
《奥本海默》
美国陷入红色歇斯底里
好莱坞也被折磨得精神崩溃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之所以选择娱乐业作为特殊目标，是因为在30年代及战争时期，洛杉矶的共产党成员很多，而且这个行业十分有魅力和影响力。好莱坞是“梦工厂”，不仅仅是因为导演们制造美梦，还因为演员们似乎就生活在跑车和豪宅的美梦里。“他们就是我们的皇室，”当地的民权委员会负责人评论说，“如果你想吓唬一个国家，你就攻击她的皇室。”
1947年，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出击了，他们传召“友好的”证人，即那些愿意“指名道姓地供出”他们认为可能是共产党人的演员，还传召了拒绝与委员会合作的“不友好的”证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给后者中的一部分人发了传票，这部分人后来被称为“好莱坞十君子”。他们大多是编剧，拒绝回答有关自身政治立场的问题。国会以藐视为由传唤了他们，向好莱坞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那十年的新技术——电视，在黄金时段里播起了反共内容。“大蓝图”系列（The Big Picture）展现了苏联人是如何欺骗美国，以及苏联红军是如何击垮民主国家并建立起苏维埃卫星国的。更受欢迎的是《我曾有过三种生活》（I Led Three Lives），它改编自赫伯特·菲尔布里克作为FBI线人时的经历，而这导致了1949年的美国共产党审判案。
报纸编辑与电视和电台展开了竞争，他们急切地刊出了这样的标题：《俄国人如何监视他们的盟友》《红色分子盯上了你的孩子》《受训在美国进行愤怒抗议：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甚至还有《共产党打入华尔街》。这样的文章主宰了那十年，并且影响了下个十年。
显然，颠覆分子无处不在：美国陷入了红色歇斯底里。一天晚上，一名记者走进休斯敦的一家中餐厅。她想写一篇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故事，于是就向店主打听信息。一名顾客无意间听到他们的对话，冲向电话机就报了警，这名记者因“谈论共产主义”被捕，并被关进监狱14个小时，直到官方认定他们并无真凭实据才将其释放。一家基金会悬赏10万美元奖励发明叛徒检测仪的人。一个3岁的小女孩受雇做了模特，却没有拿到报酬，因为她不会写字，所以无法在忠诚保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在圣安东尼奥，“美国女民兵”组织的一名成员列出了当地图书馆的600本“颠覆性”的书籍，其中包括《白鲸》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印第安纳的一位居民则要求立法机关下令禁播《罗宾汉》。“他劫富济贫，那就是共产主义。”
“当心！”萨特宣称，“美国有狂犬病。”这就是红色歇斯底里、麦卡锡主义，而这种大恐慌就是冷战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奥本海默》
“共产主义”成了一个通称
从某些方面来看，每一代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些30年代长大、40年代打过仗的人，是婴儿潮一代的父母，他们看待外交政策是非黑即白。世界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力量。我们从前是好人，将来也会是好人。这就是“真相”：我的国家，不论是对是错，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这种心态为60年代最重大的事件——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奠定了基础。当儿女们质疑并抗议美国的政策时，他们很难理解其中的原因，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重复自己在50年代时的做法——寻找替罪羊。
对老一辈来说，“共产主义”成了一个通称，指代任何不受欢迎的事物、任何被认为反美的事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领导人准许他们将国家问题怪罪在共产主义头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加上冷战的紧张局势，导致老一辈人对安全格外关注，这也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后果之一。对在大萧条时期长大又打过仗的那代人来说，50年代美好生活的终极意义就是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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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60年代》
作者：[美] 特里·H.安德森
译者：宋琳 校：徐玉梅
ISBN：9787532797523
定价：88元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内容简介：
1960年代，全世界几乎是一片运动的海洋，而美国的运动不仅如万花筒般名目纷繁，其主张更是堪称此后几乎所有社会运动的鼻祖。
《美国1960年代》所讲述的社会运动，始于格林斯伯勒的静坐示威，终于1973年一些美洲原住民在伤膝谷起义和美军从越南回国。其间有“自由乘车”、休伦港集会、“密西西比之夏”、伯克利学运、塞尔玛游行、反越战、“爱之夏”、黑人力量、芝加哥大会、嬉皮士、棕色力量、妇女解放……
为什么数百万美国人会投身社会运动，为什么他们会走上街头？
这是《美国1960年代》要探讨的问题。
借由对当事人的采访、全国各地校园和档案馆收集的“地下”手稿以及诸多主流叙述，历史学家特里·安德森教授从格林斯伯勒开始，揭示了一个事件是如何在另一个事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1970年代初爆发成了行动主义的万花筒。民权、学生力量和声势浩大的反越战运动，构成了1960年代运动的第一波浪潮。1968年间和之后，运动发生了变化和扩大，涌入了反主流文化、少数族裔赋权和妇女解放的新潮流。这些潮流，定义了一代美国年轻人，并对“美国”的本质提出了质疑；这些抗议，无一不在鼓励其他公民质疑他们的国家。
《美国1960年代》既不是个人回忆录，也不是关于新左派意识形态的论文，更不是所谓运动领导人的编年史。它是一部国家历史，是对一个决定性时代的令人信服且引人入胜的讲述，而这个时代至今仍是美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特里·H.安德森，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历史学教授，越战老兵。他曾在马来西亚和日本任教，并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赴中国、印尼访学，还曾是都柏林大学学院玛丽·鲍尔华盛顿美国历史教授。他是研究1960年代历史和越战的专家，相关著述颇丰。
原标题：《“当心！美国有狂犬病！”这话是萨特说的，不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