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冰雪消融，我们迎来了中国民主与法治的春天。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一边复办一边着手准备招生，终于在1979年迎来了复办之后的第一批学生。
从蓟门桥的艰辛复办，到昌平新校的拓荒耕耘；从法律系蹒跚起步、规范建设到院系调整、统筹推进，这些都倾注了老一辈教职工无数的心血和汗水，离不开同学们的支持和付出。这里是每一个法大人为期四年甚至更久的家，时间的缝隙里满是欢笑，青春的拼搏挥洒着汗水，无论身处何处，这个校园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和故事里熟悉的人们仍随着岁月静静地流淌，不曾远去。
2019年，党委宣传部将广泛征集复办40周年以来，法大各个时期的校友稿件，结集出版。让我们一起跟随校友们的回忆，寻找那些意气风发的政法岁月。
军都山下无关法学的生活点滴
2000级校友施兆军
想到母校，脑海中最先跳出来的，依然是那句“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
2000年我被母校录取，进入经济法系学习。记得在入学之前，我专门去找高我一届的平宽师兄打听学校的情况。从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常常梦到上学的场景，然而从未出过远门的我，梦境总是到了车站就戛然而止。转眼已毕业15年，工作在基层，既无法学相关贡献，也无过人岗位业绩，相比于“中国政法大学”，相比于各种有成的师长、校友们，难免惭愧忐忑。
突然要写一篇自己和母校有关的文字，“近乡情更怯”的情绪油然而生——时空的距离让我觉得遥远而陌生，曾经熟稔的名字、那些活泼的面孔却又那么清晰地浮现眼前。无论离开多久，虽然难得再见，那些温暖而美好的记忆，已经融入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唤醒的契机。
一、电话
那时候，宿舍里没有电话。宿舍管理员办公室里有一部电话，如果有幸你的亲朋好友打通了这个号码，那么大爷又或大妈那亲切的声音会在宿舍的小喇叭里响起：某某宿舍谁谁谁，楼下接电话！当然，这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近千人公用的号码，能打进去，并且你刚好在宿舍，嗯，你会激动得泪流满面，飞奔下楼，心中默念：“中奖！”
所以，更多的同学，把通话的希望寄托在了校内几幢宿舍楼下的201插卡电话机上。要打电话得排队，排多久，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讲电话的同学卡里还有多少话费，二是你前面有多少人。
记得特别清楚，刚入学不久，就已临近中秋。几部电话机前一到晚上便排起长龙：从五号楼绕个弯到二食堂。那是一次次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抖音，没有B站，没有王者荣耀，没有……的、“货真价实”的等待，等待着听到远方的声音。
于是，装电话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于是有一天，在食堂的门前出现了签名的海报，于是，宿舍有了电话。
一时间，流传最广、实施频度最高没有之一的恶作剧过程如下：拿起话机，随便挑个宿舍打过去，“喂，同学，您好！我们是昌平电信局的。”“哦，您好，您好！”“近期给大家新装了电话，为了保证电话功能正常。请您配合我们测试一下可以吗？”“哦，好的！好的！”“请您现在从1依次按到9。”一通刺耳的按键音之后，“是这样吗？我们的电话没什么问题吧？”“嗯，谢谢配合！电话没什么问题，不过好像您的智商有点儿问题……”随后，挂上电话，全宿舍人笑作一团。
因为通讯的不发达，所以那时候还有一种让人激动的联系方式：写信！现在师弟师妹们还会不会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进行联系？家人、昔日的同学，彼此小心翼翼，字斟句酌，给对方描述新近发生的事情，讲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现在依然保存着不少当时同学的来信。当我回想起这些信件，却怎么也想不起它们是如何到达我的手中。电话联系了班长邱瑜，原来是曾作为生活委员的她和张扬分别负责分发男女生的信件。给所有的生活委员们再道句感谢！
当然，还有一种和在京的同学通联的方式就是拜访。出学校南门，想有座的，左拐去东关始发站，不介意的右拐去阳光商厦，坐上345路公交车，去往市区，或者叫“进城”。据说，学校的“345诗社”即来源于此，因为这是当时唯一一路通往昌平外的公交。如果你至今对马甸桥下的拥挤长龙心有余悸，对车到沙河可以坐下的轻松留有印象，估计我们是同时期的法大人。
二、海报
正是因为不那么充裕、便利的物质生活，催生出很多同学们之间联系、交流的活动。比如种类纷繁领域众多的学生社团，比如各种讲座，比如联谊。而这所有的所有，都离不开一种媒介——海报。
海报最为招展的时刻，首当每年9月迎新之时。主楼门前的小道上，人头攒动，各个社团的师兄师姐们全部出动，推介各自的宗旨和活动，可以说，社团招新是每年法大的一件盛事。当然，这个场景法大人可以自行脑补，无需图片。
我也不能免俗，加入了法学会。据法大迎新网的消息，这个社团好像已经不存在了。那时的伙伴有王芳、老戎、黄海、曲锐、李冉、肖敏、王洋、家琛、苏毅……大家在一起，琢磨着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我和曲锐则负责给这些活动写文案、画海报。
还记得请张建伟老师做“法制电影展评”系列活动，由张老师提供电影，把电影里涉及的法学问题提炼出来，我们组织大家观影，并请张老师进行点评，有时候也会有提问和讨论。活动之火热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教室挤满了还是有同学要进。
活动火了，海报更多。因为都没什么正儿八经的美术功底，就着杂志画海报常常返工，于是我们就成了主楼地下室的社团活动室的常客，主要工作就是加班加点浪费颜料。
就这效率，海报画好了，问题又来了：贴哪儿啊？可以吸引大家眼球的，就是在二号楼门前，一食堂对面可以摆放贴海报的板子，再然后就是北门外九号楼进门的地儿可以。就我们这“二把刀”的效率，等到我们拎着海报和浆糊出去的时候，好的地块早让别的社团给占了——法大的社团活动那是相当精彩和丰富的。只好逐一认真阅读已经占位的海报，终于逮到一张，已经贴出来有两天的，不管了，刷上浆糊，贴上走人！
后来因为学校的需要，将法学会划归法律系学生会。我们几个又加入了知行社，继续我们的活动。2001年9月6日，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深爱着法学会，不因为她叫什么，而是因为大家真心凝聚成一团，为共同的兴趣和目标而努力的过程；是因为社团里民主而充满人文关怀的氛围；是因为彼此间平等协作的感受。我们是累，我们愿意！”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人民法庭、县法院、市中级法院工作，现在想来，我相当长一段时间从事法院宣传工作，可能或多或少和这段社团的经历有关；能够不错地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并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尽己所能努力工作，肯定和这段社团的经历有关。
三、网络
这个名词，对家长而言，更多是担心甚至是梦魇。无论你喜欢与否，无论你在里面干什么，这是“80”后法大学生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大一，整层楼也没有几台电脑。记得最早是班级里要做班刊，就那种最简单的WORD排版，两栏对开，然后把文字敲进去，配上WORD自带的“创意图形”。用现在的眼观看来，就一个字：土！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扫描仪，没有数码相机，没有压感笔，也没有网——你没看错，没有网！即便是后来装了电话，我们也只能用256K的猫拨号上网，在那个打电话都贼贵的年代，自己一台电脑单独上网，是很“壕”的。
所以，我们选择去东门。不夸张地说，2000年左右，东门外的网吧至少有100家吧？那个时候会用很夸张的大字宣称ADSL高速上网。然而实情是，当你需要一首歌，一定不能选MP3格式，因为那东西体积庞大到3M，甚至更大！你得等上半个钟头才能下载完毕，而且，就算下载完毕了，你也带不出来，因为U盘还没普及，即使有也不是插上就能用！一张软盘只有1.44M，所以要么你就多带几张软盘，还得会点儿切割文件的小技巧。否则，就算你在网吧里下载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只能干瞪眼。那个时候做梦都想着，要是能有高速的网络，要是能随时随地获取想要的资料就好了！
计算机课上，帅气的姜振宇老师让大家叫他“小姜老师”，跟我们讲他们人大的同学怎么改mud开启我最早关于网络应用的想象。当我们的小姜老师出现在综艺节目上的时候，我和女儿讲这是爸爸的计算机老师，女儿很认真地和我说了俩字：吹牛。
2003年，非典之前，学校全面开通了校园网，终于可以通过LAN的方式，和各大高校通畅地互相访问。那个时候，印象里谷歌还在中国，百度非常孱弱。第一次，我们在自己的校内网上做了一个很小的白板，有且仅有一个功能：留言。白底黑字地留下自己的IP，以及自己希望寻找的资料。然后会有热心的同学在下面回复你，告知下载地址。终于开始体验像样的“网络”了。
然而福利还没享受几天，8月就大规模地爆发了“冲击波”病毒，绝大部分同学的电脑一两分钟就重启。我们拿个白板征召义工，大家带上工具，全校帮忙打补丁。那时候大家都想着要是能有一个批量的工具，把所有的电脑都能管起来多好！
十几年以后，当我主管过全市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当我用相对技术的思维去思考工作中的效率问题，不免要感谢在军都山下四年“原始”的网络经历，在那些折腾的过程中，让我逐渐感受到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全面改变。无论我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这些思考和折腾对我的影响一直会继续下去。
“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原来这不是一句口号。当我忙碌于每日琐碎的工作时，已经模糊了曾经在法大的诸多细节，回首捡拾，原来母校曾如此宽容、丰厚地滋养我“不务正业、野蛮生长”。承认与否，法大的乳汁已浸入我们的生命，未来，无论我们如何普通，有这份滋养在，定会继续笃定精神、踏实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