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盛硅业原总经理案庭审，刑案管辖权异议成当前焦点

　　近日，合盛硅业（603260）（603260.SH）原总经理方红承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一案在平湖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预计审理时间为5天。由于事涉上市公司与原总经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各自通过渠道不断发声，合盛硅业又是当地知名企业，这场庭审备受各界关注。

　　但由于在案件管辖权上存在争议，法院审理进行地很不顺利，一度暂停。发稿前，方红承家属告诉

，2月2日上午，该案将继续开庭。

　　开庭一波三折

　　1月29日，也即庭审首日，

前往审判庭现场旁听。当天，就庭前会议报告中的管辖权问题，方红承发表了数小时的意见，其间一度情绪崩溃。

　　平湖市人民法院

　　1月30日，庭审继续进行。

了解到，当日上午，方红承当庭指出，一位办案人员也在旁听，违反相关法规，一度拒绝开庭，方红承的律师进而称平湖法院已经不适合管辖该案，庭审因此未能按计划进行。方红承的家属告诉

，1月30日下午5点，法庭宣布，1月31日上午的庭审暂时取消，恢复时间待定。

　　平湖市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门口

　　方红承是合盛硅业原总经理，2018年12月从上市公司离职。此后，方红承与合盛硅业董事长罗立国之间产生股权转让纠纷，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2022年，合盛硅业公告，公司经自查发现，方红承存在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当年6月，方红承被监视居住，5个月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方红承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一年多后，平湖市人民法院通知合盛硅业，方红承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一案将于2023年11月13日开庭审理，不过，由于庭前会议时间超出预期，正式庭审时间又推迟至今年1月29日。与此同时，方红承家属通过多个渠道对合盛硅业及罗立国进行了举报。

　　管辖权异议

　　从庭审的情况看，尚未进入到案情分析阶段，方红承一方目前主要是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

　　管辖问题是各类诉讼中首要的议题，它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社会的公共利益、司法公正以及程序正义等方面密切相关。广州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张泽涛告诉

，由享有管辖权的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是决定一个案件能否公正处理的前提条件，也是能否使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的关键要素。

　　目前方红承的案子并不是股权类的民事纠纷，而是“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以刑事案件立案侦察的。

了解到，与民事诉讼等不同的是，我国刑事诉讼的管辖异议在立法层面或存在空缺。就“被告人是否有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权利”这一首要问题，

采访的两位资深刑辩律师间也存在不同观点。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党支部书记付建告诉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如何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认为，刑事案件被告人是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但是在案件上诉时，被告人或其刑事辩护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有关的建议，由上级法院决定是否采纳。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的申请并不是特别常见，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案件涉及多个地区的刑事犯罪行为，或者当事人认为本地法院不能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时，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付建称。

　　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张雪峰律师则认为，刑事案件管辖权的异议，当事人、辩护人都可以依法提出，这是一项法定的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的管辖通常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指定管辖。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又分别对管辖作出了详细规定。”张雪峰对

说，“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在侦、诉、审三阶段中关于管辖异议的提出，在程序辩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已经不足为奇。”

　　仅2%的刑案管辖异议受支持

　　两位律师略显不同的说法，或是与规则的“空白”有关。对此，张泽涛向

指出：“对于管辖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赋予被追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不过，202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8条第1款、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制度（试行）》第10条、第11条规定了，庭前会议中可以就是否存在管辖权提出异议，若提出异议的，由法院审查决定。”

　　

查阅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发现，在管辖异议方面，该法律的确没有明确规定。不过，2020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0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十九条，对于管辖异议作出了简要规定——“管辖权发生争议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争议的人民法院分别层报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第228条也规定：庭前会议可以就部分事项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其中之一即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

　　以此来看，对于当事人来说，庭前会议是其少有的能提出管辖异议的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的确可以提出异议，但法院仅限于“听取意见”，而如何处理管辖权异议，并无明确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并非所有刑案都会有庭前会议环节。

　　对此，张泽涛曾撰文指出，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没有赋予被监察对象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势必会降低《庭前会议规程》和《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中关于庭前会议审查管辖异议条款的强制性与执行力，这是导致实践中辩护方的管辖异议被虚置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异议权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规范从未明确被追诉人享有该种权利，但是，审判实践中被告人提出管辖异议又非常普遍。”张泽涛在一篇文中引用了上述观点。他告诉

，北大法宝案例库的数据显示，大概只有2%左右的案件中法院认可了被告人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

　　“这些案件中往往是级别管辖错误，如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却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受案法院的原领导或者同事成为被告人的；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法院审理时，被告人提出其经常居住地在其他地方的等等。”张泽涛说。

　　回到方红承的案件，在1月29日首日开庭后，审判长朗读了庭前会议报告，当事双方有多个问题未达成一致，首先便是管辖权问题，法院方面的结论是，“辩护人提出本案受到领导干扰，应由嘉兴以外的司法机关管辖。公诉机关认为平湖系犯罪地，具有管辖权。合议庭认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不存在不宜管辖的情况。”

　　对于这一结论，方红承并不认可，案件的审判也因此停滞。

　　在付建看来，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刑事案件管辖权异议的具体明确规定，司法界确实也有将刑事案件管辖权异议进行规定的呼声，“刑事案件事关国家和社会法益，也需要公检法机关的联通配合，因此管辖权异议制度确实可能会加大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判决的工作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