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北京阜外医院病房内——‘老首长，您该休息了。’护士轻声劝道。杨成武抬起头，握着那份调研材料，声音不高却很坚定：‘老区的工人等不了。’”一句话，把在场人都说愣了。
那时，全国国企改革正如火如荼，下岗潮此起彼伏。新闻里每天都在讲“优化组合”“双向选择”，可在杨成武眼里，冰冷数字背后是一张张曾经冲锋在生产一线的面孔。1993年，他退居二线后担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本想安度晚年，却被老区频频传来的艰难消息推着往前走。
先是赣南。不少老兵给他写信：“将军，我们厂子关了，工资没着落。”他拿着信，眉头紧锁，坐不住。随即调研组出发，杨成武自己带队，行囊简单——军用挎包、速写本、一支笔，就像当年长征。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记，他总结出一句话：“企业可以改制，工人不能‘散养’。”
1994年春，在一次仅三十多人的工作碰头会上，他第一次公开表态：“让下岗工人自生自灭，我心里不同意！”这句话后来被媒体捕捉，迅速在老工人圈子里传开，成了大家的定心丸。
有意思的是，这位上将的干劲并不只停留在呼吁。老区缺水，他盯水；孩子没学上，他盯学。1995年奔赴闽西，他发现当地茶厂被兼并，200多名工人待岗。现场，他扭头对地方干部说：“这批人是‘老区功臣’，一个都不能丢。”当晚的记录本上，他写下四行字：筹资、培训、再就业、增收。第二天清晨五点，他已坐在县政府小会议室同负责同志推演方案。
与此同时，山西吕梁的旱情让他心急如焚。1996年七月，气温逼近四十度，他坚持爬上黄土高坡，脚下土面滚烫。随行医生劝他：“别上去了。”他摆手：“不亲眼看，回去怎么张嘴要钱？”山坡尽头是一口干裂的老井，七八个村民排队等水。将军摘下军帽，擦汗，沉默良久。两周后，修建集雨水窖的方案通过，首批资金二十万，杨成武个人就拿出了五万。有人私下嘀咕：“首长退休金不高，舍得？”他听见后笑笑：“战争年代，子弹贵不贵？照打！”
试想一下，已年逾八旬，再挤火车硬座奔波千里，换作旁人恐怕早就吃不消。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是共产党人，答应了老乡，就得做到。”这种倔劲儿也表现在对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上。内蒙古有家军工厂裁员，他直接写信给国家有关部门，建议在原址开办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工人熟设备、懂工艺，转型成本最低。”信里行文简练，却句句掷地有声。半年后，培训中心挂牌，首批学员190人，其中140人重新上岗。
不得不说，杨成武的思路并非简单的“发钱救急”。他强调“造血”。1998年，他促成东部沿海一家民企在赣南设分厂，吸纳原矿山机械厂的失业员工。剪彩那天，二十多位穿着新工装的工人围着将军，七嘴八舌。有个大姐激动地说：“将军，没想到快五十岁还能再进厂！”杨成武笑着拍拍她的肩：“人不老，心不老。”那一刻，掌声与笑声交织，比任何褒奖都真切。
有人评价他“操着企业家的心，干着公益组织的事”。这话不假。为了让政策落地，他经常穿梭于部委、地方政府之间，拎着厚厚的可行性报告。文件袋背面，他用红笔写着四个字——“信守承诺”。
值得一提的是，杨成武对宣传工作尤为看重。他常回忆抗战岁月：“那时打仗，先做群众工作，再上阵。今天搞建设，同理。”1999年，他在一次内部交流上提出“以案例说话、用榜样带队”的思路，要求协会整理成功经验，出版《老区脱贫札记》，免费寄给遭遇下岗危机的企业职工。当年年底，这本不足八万字的小册子印了三万册，很多下岗工人从中找到转岗思路。
进入新世纪，国家层面推出更加系统的再就业工程，老区情况整体好转。然而，杨成武的身体却每况愈下。2004年冬，他最后一次出席协会会议，声音沙哑却依旧清晰：“别忘了90年代下岗潮给我们的提示——改革方向对，但过程必须有人兜底。”会后，他仿佛完成了一项交接，把一叠笔记本递给新任会长，“里面都是名单和电话，你们接着跑。”
七个月后，将军离开人世。追悼厅里，花圈之外排着一队人——有人穿旧工装，有人拄拐杖，都来自各地的老厂区。一个中年汉子红着眼说：“若不是他，我们家早就散了。”质朴话语，比千言万语更能说明“让下岗工人自生自灭，我心里不同意”不是一句好听的口号，而是他十多年奔波的行动摘要。
今天再看那段记录：老区GDP增速由1993年的全国倒数，攀升到2005年的中游；下岗工人再就业率从不足30%提高到近70%。数字背后，凝结着无数人的努力，而杨成武是其中最亮的那盏灯。对曾经为共和国流汗流血的人，他给出了最质朴却最硬气的承诺——绝不让他们掉队。
